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如何解读中国上古史：柏应理《中华帝制历史年表》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耶稣会士很早就开始使用中国史料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将其与圣经历史相对照，例如卫匡国认为中国历史中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与《圣经》中的洪水记载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但他无法解释中国古代史在大洪水前后的连续性，不得不将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历史并列。不过，柏应理的《中华帝制历史年表》通过挖掘中国上古史中关于创造论、原始人长寿以及原初技艺的观念，将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历史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将中国古代史融入更大的世界框架中。
[关键词]柏应理 中国上古史 圣经历史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原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年）的翻译及研究”（项目号：14YJA720005）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肇庆学院汪聂才老师对本文的宝贵建议，同时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陈起塔及赖丹丹同学梳理文字。
许多学者对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所写的《中华帝制历史年表》评价并不高（该书收入《中国哲学家孔夫子》，1687）。比如，吴莉苇认为，卫匡国的作品是原创的，然而柏应理“主要承担汇编角色”。更有甚者，美国学者范克雷（Edwin Van Kley）认为柏应理抄袭了他人的作品。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最近考察了柏应理所用的中国史料，对他的贡献作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如果试图从思想的角度去理解《中华帝制历史年表》，首先需要分析柏应理是如何继承其他耶稣会士工作的，他又是怎样使用新史料的。其次，前辈耶稣会士提出了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的相似之处，却认为两个古代史保持并列关系，然而柏应理有根据地证明了两个历史之间的连续性。第三，柏应理很大胆地推理出，只有把握人类的完整历史才能理解中国史。因此，笔者认为柏应理提出了崭新的历史框架，这对于西方传统及中国传统来说都十分具有挑战性。
一、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材料的使用
首先必须说明关于圣经史观的基本知识。圣经是犹太民族宗教信仰的记载。《创世纪》从第十二章起陈述犹太民族族长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但前十一章讲述了整个人类的共同起源，因此，亚当、加音（该隐）、亚伯尔（亚伯）、诺亚（挪亚）等都非犹太人。在大洪水之前没有民族，只有家族。在大洪水发生不久之后，人们建立了巴贝耳塔（巴别塔），然后分散开来，才开始有了各个民族。因此，来华的不少传教士都相信：（1）亚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祖先；（2）大洪水覆盖了全世界，毁灭了除诺亚家族之外的各个家族所记载的历史；（3）伏羲是诺亚的子孙，离开了中东，并移居到中国。下文将分析传教士的论证，即如何处理中国古籍对于早于大洪水及伏羲之前的事物的记载。
现在，需要简略地回顾柏应理之前的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第一位描述中国史的是来日本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著有《日本大文典》（1604）。在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大中国志》（1642）中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风俗等。他没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国史，但有好几次提及。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中国上古史》（1658）中，按照从伏羲至耶稣基督诞生的时间顺序来介绍中国史。按照甲子纪年及（西方）公元纪年，他共介绍了136个皇帝，标示了皇帝的统治年，比如公元前2952年伏羲开始统治，公元前2697年黄帝开始统治等。后来大部分耶稣会士沿用卫匡国所定的年份，而这些年份基本上也符合现在所用的纪年。卫匡国也许写了汉代之后的历史，不过还没有被发现，然而他在《鞑靼战纪》（1654）中描述了清史的开端。柏应理的年表也参考了这本著作，虽然他并没有引注。
随后，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写了从伏羲到清朝的《分为六个时期的中华帝国》。如同手稿所言，何大化于1654年在福州完成了手稿，但没有出版。在《中华帝制历史年表·前言》手稿里，柏应理提到他在广州看到了卫匡国及何大化的中国史。由此可以知道，1666年，当何大化和柏应理住在广州时，何大化给柏应理看过他的手稿。同一年，柏应理完成了自己的编年史手稿。1668年，殷铎泽把柏应理的年表带到欧洲，但也没有出版。从1668年起，柏应理曾多次修订他原来的手稿，当他1683年回欧洲时还在补充新材料，把年表补充至1683年为止。他主要补充了康熙八年（1669）的“历案”，概括了汤若望《在中国传教的开端与进展以及鞑靼—中国人的新历史》（1665）及鲁日满《鞑靼中国史》（1673）的内容——在年表中柏应理明确地提到这两本书。
从该书的封面可知，《中华帝制历史年表》印刷于1686年，但书没有装订，也没有发行。直到1687年，该书才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汇成一册，一起发行。卫匡国按照各个皇帝年号标示历史，不过，这种方法不能提供确定的时间标志。何大化意识到这种缺点，他对每件事都提供两种纪年方法，即大洪水及皇帝年号。如同何大化一样，对柏应理而言，只用年号不能正确地标示历史，甲子纪年法更为准确，正如他所说：“六十甲子的排序是非常正确的，能修正错误，所有计算方面的偏差都应该通过转换到六十甲子而得以纠正。”如此，在一个具体的甲子里，他按照统治年或者甲子年的顺序来记载各个事件。
卫匡国与何大化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很丰富，但柏应理的目标不同，他并不打算做很详细的历史陈述，他只想写一个纪年表，简略地提及重要的事件。因此，柏应理概括了卫匡国、何大化、鲁日满等人所写的许多内容。
近年来，一些学者考察了耶稣会士所使用的历史材料。吴莉苇在其2005年出版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一书中证明，卫匡国用了宋明时期的“通鉴纲目”，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1172，涵盖三家分晋至宋太祖）、金履祥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264，涵盖从尧舜至三家分晋）、陈桱（明初）的《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涵盖宋元两朝）和南轩（1553年进士）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595）。吴莉苇写到：
从伏羲到帝挚的在位期限都可以看出卫匡国参考了《通鉴续编》，尽管不能排除在某些地方还同时借鉴其他文献。关于尧和禹，他参考了《史记》。
同样：
卫匡国却看中了他针对金履祥《前编》仅断自唐尧而补写的论盘古至帝喾事的那一卷……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卫匡国参考了南轩的《通鉴纲目前编》……那么卫匡国似乎更应该是参考陈桱的原著。
吴莉苇只分析了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从伏羲到帝喾的时间段。2010年，意大利学者陆商隐（Luisa Paternicò）沿着吴莉苇的方向继续努力，分析了卫匡国按不同时代所用的主要史料。她得出的结论是：自盘古至帝喾的历史，卫匡国参考了陈桱的《通鉴续编》；自尧舜至周考王，参考了金履祥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至汉哀帝，参考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
2012年，钟鸣旦则认为，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主要来源并不是“通鉴纲目”，而更有可能是明朝的“纲鉴”，如袁黄（袁了凡）的《鼎鍥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充》。袁黄的 37 35880 37 13306 0 0 6826 0 0:00:05 0:00:01 0:00:04 6827作也是何大化《分为六个时期的中华帝国》的文献来源之一。同样，在《中华帝制历史年表》的手稿里，柏应理似乎提及了袁黄。柏应理可能采用另一个“纲鉴”，即钟惺的《鼎鍥钟伯敬订正资治纲鉴正史大全》。
与“通鉴纲目”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纲鉴”的三个特点。第一，明朝的“纲鉴”比较简略，因此它们的发行量比较大，传教士更容易使用。第二，与“通鉴纲目”这些官方历史不同，“纲鉴”对于中国史提出不同的观念，使传教士更容易把握国史的复杂性。第三，一般来说“通鉴纲目”开始于伏羲，不过，“纲鉴”追随了更早的历史，即从盘古开始。下文将说明这个“纲鉴”的第三个特征，它对柏应理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学家往往重视宋朝的“通鉴”及《四库全书》的历史著作。这样，陆商隐及吴莉苇两位学者都提出了耶稣会士的史料来源于南轩的“通鉴”。不过，如同钟鸣旦所言，耶稣会士还看到了其他史料，特别是当时在民间更流行的钟惺和袁黄的“纲鉴”——虽然今天这些著作并不出名，没有列入《四库全书》而只列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二、柏应理：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之间的联系
1. 卫匡国所面对的困境
按照圣经《创世纪》的传统解释，诺亚时期所发生的洪水覆盖了全世界，毁灭了除诺亚方舟上的八个人（诺亚及妻子，还有三个儿子及其妻子）之外的整个人类。关于洪水之前所发生的事（如亚当等故事），只有这八个人可以传达给后裔，而其他家族或部落的回忆随着他们自己一同全部被毁灭了。可以说，大洪水是人类的新开始。
关于大洪水发生的时间，有两个传统说法。按照圣经通俗本（Vulgata）的计算，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不过，按照圣经七十贤士译本（Septuaginta）的计算要再早700年，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曾德昭最早发现的中国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与圣经有矛盾，所以他认为中国历史的记载有误。卫匡国则认为中国史很正确，不会有错，并且他还注意到中国古书记载了九年的洪水。按照他的算法，这场洪水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这符合圣经七十贤士译本所记载的时间。这样，他推测中国古书的记载与圣经所记述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大洪水发生不久之后，伏羲动身往东方来，前2952年在中国开始他的统治。如此可以理解中国古书记载大洪水的方式。不过，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追溯到伏羲之前的事情。即便伏羲在发生大洪水不久之后从中东迁移到中国，也很难解释清楚伏羲为何能突然发明天文学、历法等，除非在伏羲之前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1932年，法国学者毕诺（Virgile Pinot）这样解释卫匡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如果中国天文学在诺亚洪水时代相当发达，而且中国的历史又要追溯到比伏羲更古老的时代，那么中国在诺亚洪水前就必定有人居住。卫匡国神父没有排除这种结论，他非常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它：“我谈到的远东亚洲的这部分地区，在洪水之前就有人居住过，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声称，其意图绝不是解释对诺亚洪水前事实的记忆是怎么样才保存下来的，即使除了诺亚家族之外的所有人类世系都被洪水毁灭过也罢。
如果中国真正地遭遇了大洪水，也就是说，如果这次灾难破坏了一切，那么，卫匡国无法解释中国古书如何可能记载大洪水之前的人名与所发生的事件。为了维护中国传统历史的连续性，卫匡国必须假定大洪水没有完全毁灭中国文明，也不造成一种绝对的断绝。当然，卫匡国没有怀疑中国祖先最终可以追溯到人类鼻祖亚当，不过，他假定中国人并不是在大洪水之后分出去再来到中国，而是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来到中国的，并且大洪水没有构成绝对性的断绝，因为中国文明在大洪水前后有着连续性。这样一来，卫匡国就否定了大洪水覆盖全球，毁灭了整个人类（除了8个人），这是很大胆的说法，在当时的西方很难被接受。另外，卫匡国认为中国人在诺亚之前就分出去，由此推论出中国人很早就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历史，跟《创世纪》的历史没有关系。这样，卫匡国就把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并列起来，除了都遭受了一次大洪水之外，这两个历史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与卫匡国不同，柏应理试图把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说明中国如何继承了诺亚所积累的技艺。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文明发展那么迅速，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保留了最初的一神教。通过《中华帝制历史年表》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保存了《创世纪》所记载的对原始人类的基本知识：创造论的知识、关于原始人长寿的知识以及关于原初技艺的知识。
2. 关于创造论的知识
卫匡国认为，中国的历史记载有很高的权威性，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神话。在《中华帝制历史年表》的前言里，柏应理则表达了他的历史主义观点，说明中国古书所记载的创造论并不是神话，而是从中东传过来的历史事实：
由于我坚信，几乎所有传说的事物都有其非传说的起源，我不知道，在以上传说之中是否仍有某种古老的真理，就像在浓密的黑暗中仍有某种微弱的光亮在照耀一样。我确信，中国人从诺亚的子孙那里接受了关于创世之初万物创造的某些事情。
为了证明这一点，柏应理详细地说明了中国人如何解释世界的来源：
中国人记录，在夜晚十一点钟和十二点钟之间（子时）天产生，地在晚上一点钟和两点钟之间（丑时）产生；第一个男人在早上三点钟和四点钟之间（寅时）产生，女人在午后三点钟和四点钟之间（申时）产生。
其实，这句话来源于卫匡国，唯一的不同是卫匡国没有提及女人的产生。也许读者会认为，中国没有这样关于世界来源的记载，而是传教士自己发明了这种世界产生论。其实，在《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辨疑》中，南轩写道：
《皇极经世书》以元经会，所谓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为开物之初，意三皇之号，由此而称。
这里，南轩引用了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不过，如同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明的那样，他是在《性理大全》中看到了邵雍的说法。卫匡国自己对这样的论述比较谨慎，不那么确定它们的正确性。无论如何，邵雍、南轩和卫匡国都没有提及女人的产生，而这点是柏应理加进去的。
柏应理加上男女产生之时间顺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对应《创世纪》第一、二章。柏应理试图以此证明中国记载了创造论。卫匡国原来很谨慎地描述“产生”的过程，避免使用“创造”（creatio）这种神学概念。不过，柏应理把这种“产生论”理解为“创造论”：
因为他们[中国人]指出了天地男女是在特定时间中的创造物，所以他们已经足够明确地承认，宇宙并不是永恒存在的，这不同于众多哲学家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错误]主张。
柏应理试图证明，与古希腊和当时的欧洲哲学家不同，中国古人早已持有创造论。他们的这种认识不是从自然理性或者特殊启示来的，而是从圣经来的，从中东传过来的。不仅中国历史记载了世界的创造，而且大自然也提供了根据，因为柏应理提出了《性理大全》中一个自然界的根据：
中国人认为，这些山曾经被水覆盖过，并且，山上的海洋贝壳可以证明这一点——若非群山曾经深藏于海水中，这些随处可见的贝壳怎么会被带到山顶上呢？
这番话对应《性理大全》的原文：“是谓鸿荒之世，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按照圣经，天主首先分开了地和海，然后创造了鱼类贝壳，如此，贝壳不可能出现在山顶上，除非发生了大洪水。这种自然现象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事实。这种论点很可能是传教士为应对中国士大夫所做的发挥，以说服他们接受创造论。
3. 关于古人长寿的知识
除了创造论之外，中国古人也从圣经中获得了原始人长寿的知识。卫匡国本来提到伏羲统治了115年，神农140年，黄帝100年，但他认为这些说法“很可笑”（ridicula）。柏应理则认为，中国人“并非对初代人类的长寿一无所知”，他完全接受了这些关于长寿的中文记载，甚至还提到活了700岁的老彭。确实，中国古人长寿的记载符合圣经的记载。按照圣经，有一些人活到969岁；诺亚也活到950岁。因此，老彭的700岁是合理的。当然，柏应理不承认“万岁”的夸张说法，因为这会超出圣经的历史框架。
与卫匡国不同，柏应理相信全球大洪水在中国也毁灭了所有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样，中国历史只能是在伏羲之后才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古人长寿的中国记载并非如卫匡国所言“很可笑”，反而是它们保存了圣经的痕迹，这是对圣经史的回忆性知识。长寿的故事发生在圣经《创世纪》里，也发生在原始人居住在中东的最初阶段。伏羲是诺亚的孙子，他知道这些事实，把这些讯息传到中国，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忘记了他们的真正来源，把长寿的故事归于中国本土的祖先，甚至于把“老彭”的故事错误地放在商朝。
4. 关于原初技艺的知识
卫匡国肯定了在伏羲之前中国古代已经有了天文学。同样，柏应理也肯定了伏羲之前的一些事情：
据说，在国王伏羲之前曾有过许多国王和王室家族，也有一些卓越人物，其中有的分辨年时，有的观察星象，也有的是历法、六十年甲子循环以及其他技艺的创造者。在那些起初的时代，人类在山林中尚未开化，过着茹毛饮血或诸如此类的群居生活，曾有一些天资聪慧而有远见卓识的卓越人物，征服了粗鲁的野蛮人，使得四处游走的原始人类逐渐被塑造成开化的人，并遵循法律和职责。
如同卫匡国一样，柏应理也承认中国所记载的技艺先于大洪水。不过，卫匡国很难解释这种知识为何能经历全球大洪水而传下来。为了解决卫匡国所面临的难题，柏应理认为，伏羲之前的故事并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而是从中东传过来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理解，伏羲和神农继承了诺亚时期的技艺，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中国文明。后来，中国人忘记了大洪水的事情，对于大洪水完全无知，因而他们把很多发明归于伏羲之前的祖先，但是在大洪水之前没有人住在中国，或者如果有，他们也都遭遇了灾难，都毁灭了，无法留下任何记载或口传。因此，中国人把这些发明追溯到伏羲之前，这是对的，但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发明来源于中国祖先。其实，中国文明是继承了诺亚文明。
总之，柏应理提供了三个例子证明知识如何从中东传到中国古代：创造论、原始人的长寿和古代技艺。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这些知识后来如何变成了记忆的碎片，变得很模糊，使中国人忘记了他们的最终来源。
三、关于大洪水和中东来源的无知
在柏应理看来，中国人从中东继承了诺亚的文明及信仰，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关于大洪水、关于中华民族的中东来源一无所知。按照柏应理的解释，只有中国人完全忘记了他们的真正来源，他们才把所保存的记忆碎片错误地归于自己的祖先。这样，柏应理必须支持中国没有关于全球大洪水的观点。然而，这样的观点违背了前辈耶稣会士的观念，因为，曾德昭和卫匡国刚好注意到了中国古书记载了洪水，并试图与圣经的全球大洪水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全球大洪水是圣经与中国史共同记录的世界性事件，使两个历史传统能互相证明。与此完全相反，柏应理强烈地反对卫匡国的立场：
有人认为在中国的编年史中提到过全球大洪水，这一错误显然来自于：在尧统治的第61年（第7个甲子的第41年），被提到发生过洪水灾害，洪水淹没大片的土地达九年之久。按《圣经》通俗本的计算，大洪水[发生在]诺亚六百岁的时候，对于欧洲人而言，尤其因为没有明确的编年史记载，很容易就陷入这样的错误之中。[33]
按照柏应理的这种说法，在尧时期的九年洪水发生于公元前2296年。按照圣经通俗本的计算，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因此，卫匡国的错误在于把圣经记载和中国古书记载混合，以为它们指同一件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卫匡国本人没有把大洪水放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而是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虽然当时教会当局只承认通俗圣经，但这并不妨碍卫匡国使用圣经七十贤士译本的算法。从这里可以看到，柏应理更谨慎，这里提及了圣经通俗本的算法，而事实上，如同卫匡国，他自己坚持圣经七十贤士译本的算法。无论大洪水什么时候发生，柏应理的重点在于说明，我们无法在中国古籍中找到对于世界性大洪水的记载。这是因为中国人完全忘了这件事，使他们后来把伏羲神农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托名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完全忽略了其文明的外在来源。
柏应理试图用全球大洪水、中华民族的中东来源去解释中国史料的模糊之处。只有把握了圣经史，才能使中国古书的记载显得更明白：中国思想所保存的创造论痕迹来源于圣经；长寿记载不是指中国贤王，而是指圣经人物；中国古代发明是在中东技艺上发展起来的。这样，全球大洪水成为中国历史的盲点。一旦理解全球大洪水，中国历史模糊之处就变得清晰了。柏应理的这种方法使他可以保留基督宗教传统中的世界性大洪水观念，并且可以肯定中国古籍在伏羲之前所记载的事情，只是他把这些事情跟圣经史更亲密地连接起来了。
可以说，柏应理的出发点是指出大洪水覆盖了全世界，因此中国的历史记载不能先于大洪水。然而，后来他论证的重点在于：中国人记载了大洪水之前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很模糊，因为它们指的是在中东发生的事情，而中国人很早就忘记了他们的中东来源，他们关于全球大洪水的发生也是无知的。因此，全球大洪水这个盲点就是对中国历史古籍的诠释要点。这样，柏应理延续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新诠释学：如同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教中国人如何解读四书五经，同样，柏应理告诉中国人如何解读中国的历史古籍。
结 论
柏应理是第一个把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之间连接起来，试图说明只有圣经能够解释中华民族的来源及其最初文明的人。他否定了卫匡国关于中国古籍记载了全球大洪水这种表面的连接，而更系统地发挥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史之间的连接。在《中华帝制历史年表》中，柏应理的写作对象是欧洲读者，要说服他们相信中国古代文明及信仰来源于诺亚，要把孔子视为合格的一神论者。他这样的解释把中华民族加入了当时西方人的世界历史中，使中国获得了很突出的历史地位，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即伏羲、黄帝、尧舜，直接继承了诺亚的文明及信仰。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前言》中，柏应理试图证明，在犹太民族形成之前，已经有了中华民族，并且它是第一个朝拜天主的民族、第一个给天主建造圣殿的民族。这样，柏应理把中国提升到在西方从未有过的历史地位。
不过，柏应理的观念造成了一系列神学问题。比如，中国为什么得到了天主的特殊恩宠？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与以色列选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国古代继承了诺亚的信仰，那么，现在中国能不能回到尧舜孔子的信仰，是否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棘手的神学问题是很难处理的，在当时的欧洲有非常大的挑战性，跟礼仪之争有密切关系。后来，“索隐派”（figurists）更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记载与圣经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过，与柏应理不同，他们不太强调历史，而更强调经典及汉字所包含的神秘寓意。
即便《中华帝制历史年表》针对的是西方读者，我们也可以看出，柏应理的论证也针对中国士大夫，他要说服他们相信圣经更能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来源和自己的古代历史。很多中国思想家如司马迁、朱熹、南轩等都认为伏羲之前、甚至于尧舜之前的记载是不可靠的。相反，柏应理受到了明清的“纲鉴”影响，肯定了从盘古至伏羲之间的历史记载，并且把这段中国历史追溯到圣经史，使中国历史变得更丰富、也扩大了其地理范围。这样把中国古代历史扩大到更大的世界框架里，表现了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迈进。
其实，在柏应理之前，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都向中国人提到整个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1664年，天文学家李祖白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合著《天学传概》，其中提到“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后来杨光先在《不得已》（1665）中激烈反对——这是引发康熙历狱的原因之一。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士大夫很难接受中华民族的外在来源这种学说，把中国传统作为自生自足的。与此不同，犹太民族构思了自己民族之外还存在共同人类的鼻祖。不过，几百年之后，传教士所提出的观念间接影响了刘师培和章太炎，使他们两位接受了中华民族起源于中东这种观念。今天看来，传教士的具体论说大多数是无根据的猜测，但在思想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肯定他们的努力，把不同文明放在同一个人类史的框架中。
【限于篇幅，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陈志雄